“不是我，而是风”：80年代生人的怕和爱

　　文-吴志翔

　　每一代人的手里都有过一手好牌，那就是他的青春。但并不是每一手好牌都能打出最大的价值，很多时候，好牌砸在自己手上了，或者干脆就自我牺牲成就了别人。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，他们的个人梦想曾经被人造神话和宏大叙事的光焰所覆盖，70年代出生的人，则始终在类似于“理想与现实的差距”、“精神与物质的冲突”之类的永恒二元张力中受到撕扯，备感焦虑，等到“醒悟”过来的时候青春已飘然远去。

　　刘小枫在那篇《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》里写道，他们那一代人“从诞生之日起，就与理想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”，但是最终却幻灭于理想的脆薄和不可靠，受伤于从伪神圣中生长出来的蛮横和无理，转而开始珍视每个人在其生命历程中发出的“怯生生的呼唤”。而当80年代生人登上这个光怪陆离的巨大“秀场”时，这个社会已经完成了一个必要的清毒过程。很多过于玄虚的、不切实际的,甚至是虚假观念的障碍被沸腾的生活蒸发了。可以这么说，80年代生人不必再经历那种身心、灵肉的拉锯战，可以轻装上阵，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个人主义、享乐主义、现实主义的怀抱。他们似乎不再愿意加入任何与“伟大”有关的行军方阵，不太可能被某些看上去很美的东西所诱骗了。

们怕诗歌朗诵。那抑扬顿挫的语调，那含着眼泪的抒情，那牛犊子般的温柔，曾经被视为美的大本营，如今却会让他们汗毛直竖。在慷慨激昂的高调抒情与口齿不清的低声呢喃之间，他们宁愿选择后者。他们几乎偏执地认为，类似于诗朗诵之类的东西，无非是用一种真善美的姿态来贩卖假大空，所以反而会得到一个“恶心”的评价。诗朗诵以及一切显得无比真诚的文艺腔，都不再能感动他们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被煽情，不会被感动，只不过那种煽情或感动的根源不是什么“形而上学台词”，而只是更切身的个人遭际，比如眼见某位自己喜爱的选秀歌手被淘汰，他们就会哭得像个泪人。在哭泣时，他们也不会觉得自己的心灵得到了净化，变得更崇高了，变得真善美了，因为眼泪不复是精神性的，哭只不过是一种有益健康的生理现象。

　　他们怕没有个性。在这个越来越拥挤、越来越匀质化、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的世界上，每个渴望引起注意、想要获得发展空间的人，都需要拥有鲜明的身份识别标志。这其实是一种生存策略，不使自己淹没在滔滔人海中。一个人可以没有德性，但不能没有个性。自卑的人努力追求与别人一样，自信的人则强烈希望与别人不一样。80年代生人是个从小就被告知即使一无所有、一无所长也要自信的群体。没有自信也要装出自信。所以他们说话习惯于去掉那个“们”字，他们说话更喜欢“我”字打头。“我行！”“我能！”“我可以！”“我选择，我喜欢！”“我的地盘我做主！”当然，像染黄毛、穿酷装、纹身之类的身体修饰属于很小儿科的玩意儿，玩街舞、玩滑板、玩攀岩、玩角色扮演、玩Cosplay、玩视频、玩游戏、玩赛车……这些时尚相对有点“技术含量”，似乎更能彰显自己的个性。个性化生存发展到极致往往就是沉迷于“恶搞”，从“一个馒头”到“后舍男生”，那铺天盖地的恶搞和戏仿当然是为了好玩，但同时却也折射出这些聪明的80年代生人本能地懂得，想在这个秩序化的社会里赢得一个冒头的机会，需要像病毒一样无孔不入无恶不作，在覆盖着他们的庞然大物上面下蛆，制造漏洞，孳生缝隙，获得证明自身存在的一线阳光。

他们怕冷落身体。身体曾长期被精神殖民，伴随着身体美学的凯旋，80年代生人也摆脱了对身体的羞耻感，开始堂而皇之地自恋起来。他们开始用心打理、推销、利用自己的身体。且不说满眼的美女在尽情展露自己的性感，摇曳出无限风情，连“芙蓉姐姐”“天仙妹妹”“二月丫头”以至“Ayawawa”之辈都成了时代荧屏上醒目的镜像，无论是褒还是贬，她们无不因为身体的在场而存在。包括很多男人，也毫无愧色地以所谓“男色”而赢得足够多的资本，如忧郁的“极地阳光”Acosta和满嘴“咩咩咩”的阴柔郭敬明以及大量的“快乐男生”“好男儿”，这些80年代生人的形象代言人，也都半真半假、半推半就地卖弄身体。“你好man！”“你好有型！”之类的赞语也从各色人等嘴里汩汩淌出，“男色消费”几成事实。至于“我裸露，我存在”的很多人，除了别有怀抱外，也以自己的举动向身体禁忌提出挑衅——当然，她们很清楚，在她们以自己的身体意象饲养了无数贪婪眼睛的同时，也成就了自身的价值。

　　他们怕用力过猛。即使面对现实中的丑陋，他们尽量做到不像前辈在二十来岁时那样做“愤青”，宁愿做一个略带几分玩世不恭的雅皮或者嬉皮，这样可以不使自己被愤怒灼伤，又不至于落得个很没有风度的下场。他们比较机灵，明白“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，不能改变现实就改变自己”的道理。对于现实中的冲突，他们一般会采取侧避甚至背对的姿态。对于“用力过猛”者，他们的态度是讥讽。但同时他们又要掩饰自己力量的缺乏，于是往往在虚拟世界里以暴力性的语言、咄咄逼人的攻击姿态来补偿，在网络上很多人都成了或粗鄙或凶狠的小霸王，“街头霸王”“魔兽争霸”也都成了热门游戏。各色“粉丝”的主力军是80年代生人，他们的语言杀伤力曾经令一些缺乏“娱乐精神”的前辈丢盔卸甲，以至于有人惊呼他们已经构成了一种“青春霸权”。

　　他们还怕什么？他们怕来自长辈的唠叨。怕被逼着进入忆苦思甜的固定程序。但他们又怕一个人郁闷，无兄弟姐妹的孤寂、快节奏的生活、高压力的环境、竞争激烈的社会，一天到晚面对电脑，总会造成许多孤僻的心理病人。他们怕被时代快车甩下，紧赶慢赶却又怕成为房奴车奴。他们怕失去中心成为一个旁观者，怕与最酷最炫的生活无缘，怕被别人称为老女人老男人，就像他们如此这般地称呼比他们大的人一样。他们怕来自长辈的嫉妒，即便他们自以为比肥腻腻的前辈要更简单更直接。他们怕丧失兴奋度，也许体能还未衰竭就已经失去了很多兴趣。他们怕自己变得太土。他们怕街道太拥堵。他们怕没有前途。他们怕吃太多的苦。他们怕，怕自己前怕狼后怕虎。

　　80年代生人爱什么？其实，他们所爱的就是他们所怕的反面。他们爱充满谐趣的叙事，他们爱个性张扬的生态，他们爱欲望勃发的身体，他们爱充满娱乐精神的搞笑和调侃……

　　他们爱感性偶像。试图纯粹以文字打动他们，将是一桩困难的事情。电子媒质对他们而言是极其熟稔的经验，如果一个人不是直接以自己的形象呈现，那他几乎接近于不存在。诗歌什么也不是，除了类似于能演化成公共娱乐事件的“梨花体”。小说什么也不是，除非它可以变成一部由哪位偶像主演的电影或电视连续剧。戏剧什么也不是，只有当它成为一个“先锋”的符号时才会成为小众追逐的对象。即便历史也要假道“百家讲坛”里的易中天、王立群等人的解读才能进入视野，即便儒道经典也要经由于丹等人烹调成“心灵鸡汤”才能下咽，即便《红楼梦》也要通过刘心武的另类诠解和“红楼梦中人”等选秀活动才引发兴趣。为偶像而疯狂自古有之，但80年代生人显然把它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狂热“粉丝”的所作所为有时候让人心惊肉跳。而那些年轻尖锐的热情，他们为偶像流淌的滚滚泪水，常常也被错误地理解为一种感性的解放，被视为这一代人内心真诚、丰盈的证据，事实上这却是一份彻头彻尾的伪证。坦率地说，只有缺乏独立自我意识的人，才会那样奋不顾身地投身到偶像的怀抱，就像飞蛾扑火一般。

　　他们爱自己。爱运用拇指。爱戴着耳机摇头晃脑。爱奶声奶气地说话。爱用半嘲的口气称别人为老师。跟他们的前辈相比更爱用拥抱表达感情。他们爱说“爱”，一个前辈们可能鼓足勇气也无法当众说出口的词。当然，他们的偶像韩寒说，爱是拿来做的，而不是拿来说的。但是没办法，尽管他们觉得像齐秦那样嚷嚷“我的爱情宣言”是多么老土，他们自己也还是会咬牙切齿青筋毕露地嘶吼——“死了都要爱”。

　　我忽然开始怀疑起来，80年代生人的怕和爱，真的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坐在我办公桌前面的两个人，都是80年代生人，他们炒股怕套牢，恋爱怕失败，爱看NBA，爱看《武林外传》，我怎么也琢磨不出他们与我有何本质差异。我不想说“80年代生人”是一个伪造的命题，但是的的确确，他们相比之下得到了某种过度关注和过度诠释，也许这是商业的催肥，传媒也随之跟进，所谓“树欲静而风不止”。其实，从更本原的意义上看，作为一个最能感应时代症候的年轻人，他们的生命冲动即便相隔千年也都是相似的，他们有着同样的欲望舞蹈，有着同样的梦想色彩，然而呈现为具体形态的“怕和爱”却因所附丽的土壤和空气、因价值风向的不同而别有风貌。所以，倘若要追究80年代生人的任何特异之处，可以套用劳伦斯夫人的一句话——“不是我，而是风。”

　　“聪明这个词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是贬义词了，夸小孩聪明，那确实是在夸。夸女人聪明，真意是说她不漂亮。夸成人聪明，就是说他一事无成，只剩小聪明。世上聪明人多了，但真要做成什么事，还是需要努力付出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”

　　他宁愿用这样三个形容词概括自己：积极、冷静、勤奋。

积极，是一种生活态度。梁文热爱生活的一切美好，并积极不懈地追求，包括内外兼修的美女。他坦诚当下的幸福，就是娶了公司最美的女孩为妻，并心甘情愿在婚礼上承诺：“家务全部包干，财物全部上交！”同时，梁文热爱体育运动，从乒乓球到网球，从短跑到游泳，功夫深厚，刷新了同事头脑中沉闷的书生博士形象。

　　冷静，是一种男士风骨。再大的事情，梁文不急不躁，从容应对。在工作中遇到用户质疑，甚至怒骂“电脑不如猪脑 ”时，他耐心解释，娴熟演练软件的每项功能；在比赛中遭遇强敌险些落马时，他临阵不乱化险为夷，颇有大将风度；在交际时他不为其他同学在外企挣到的高薪名车诱惑，坚信自己的道路另有价值；在生活中与亲人发生矛盾时，他的策略简单：一个温厚谦让的微笑，胜过唇枪舌剑千万。

　　勤奋，是一种工作精神。他从事基础软件开发工作，技术迅速更新换代，必须不断学习，潜心钻研。为了完成某个短期目标，他会制定并遵循苛刻的作息时间表。他的电子日志开篇即道：“顾炎武，明末清初大思想家，终老不归顺清廷，著有《日知录》。顾炎武从青年起，每日记录学习所思所得，30年后整理归类即为《日知录》。我每天也写一点东西，主要为技术，争取每天都有进步。”至今，梁文笔耕不辍，已有四年。

梁文说：“我那个老乡崔屹哈佛毕业后业绩突出，被评为美国十大杰出青年科学家之一。他比我强多了！我必须加倍努力，才能真正做出一些成绩！”

　　他的实施步骤，一如他的人一样，显得干净清爽：六个字——反听，内视，自省。

　　反听是指耳聪，能将别人的话反过来理解，不被外界误导；内视是指目明，能够看清自身，明白自己的长处和不足；自省是指在前两者的基础上，不断地改进完善自身。

　　从优秀到卓越，梁文正在一步步向前迈进。

一个关于合谋而多赢的经典案例

http://www.sina.com.cn 2007年07月05日15:08 中国青年杂志

　　文-姜永杰(记者)

　　这一次，一夜出名的主人公叫圣心瞳。他的成功绝技是说谎。

　　他给媒体写信求助，称自己貌丑，从小深受歧视，身世悲苦，希望媒体给予帮助，欲整容后改变“丑陋人生”。记者采访时发现乃一派胡言，他的动机就是——出名，这意味着获得了个人成功。

　　以下是他与记者的著名对话：

　　记者：这么做(说谎)有什么目的吗？

　　圣心瞳：我想博得你们的同情，不夸张你们还会理会吗？我想整容和出书。整了容就有信心了，出了书就有钱了。我想过好日子……

　　记者：什么才是好日子？

　　圣心瞳：住在北京，有车有房有事业，有一个爱自己的老婆，可以住在

别墅里，不用上班，钱就源源不断地进来，我就坐在家里打游戏，那样才有尊严！就是像你们那样的日子！白领的生活，出入高档写字楼，每天都接触文明的社会、高素质的人！下班后可以和同事一起吃顿麦当劳什么的……

　　记者：为什么不脚踏实地去获取成功呢？

　　圣心瞳：(笑)你太天真了，我明白社会怎么运作：要么有钱、有机遇，要么认识人、有关系，水平不重要。我没别的办法，给你们写信，就是一种努力！

　　这就是圣心瞳的认识：欺骗是为成功所作的一种努力，一种谋略。故事的“精彩”还不在这里，而是下文：在随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，“丑男”圣心瞳的生活就发生了“巨大”变化，丢了工作，遭到了邻居和同事非议，成了一个“臭名昭著” 的“名人”，但是，他引起了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的关注，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节目直播现场，某节目请到了某整形医院的院长、某出版社的编辑一起座谈。后二者表示愿意给圣心瞳免费整容、出书，帮助圣心瞳“实现梦想”。

　　有记者问整形医院和出版社，不在乎圣心瞳的“名声”吗？回答很干脆，大意是：我们哪管那么多，只知道他现在有卖点！

　　至此，一个多么经典而又“漂亮”的合谋案例就此出台。在圣心瞳的谎言出现后，无论是整形医院院长、出版社编辑、报社记者、电视台，还是圣心瞳自己，这都是一个实现了多赢的事例。

　　对圣心瞳而言，能够坐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现场录制节目，就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。因为圣心瞳的期望就是要出名、要成功、引起关注，恰恰中央电视台促成了他的计划的成功。

　　对于整形医院，在媒体刊登了圣心瞳的事件后，整形医院便迅速作出反应，答应免费给圣心瞳作整容，也利用这个难得的机遇给自身进行了一次免费宣传，圣心瞳事件的扩大也正是整形医院所期望的免费筹码。

　　对于出版社来说，虽然编辑对圣心瞳的书稿并没有多大的兴趣，但是他借助中央电视台的直播现场，鲜明地摆明了自己的立场，宣扬了出版社的一种社会责任和道义，扩大了出版社的声誉和责任感。

　　对于报社记者而言，新闻报道本身就是他们的工作职责，当这次事件成为一个社会所关注的话题时，媒体的力量便显现出来，这也正是他们所期待的新闻亮点。

　　对于电视台而言，对这个事件的深入挖掘成就了社会的关注焦点，而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评论和争议，本身就是做电视节目的一个目标，有人看、有人关注、收视率高，也正是电视台希望的一种状态。

　　一个谎言成就了五方的利益，一个人的“成功”成就了五方的成功。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能成功吗？当然不能，因为问题所在不是靠自己还是靠他人，而是：每个人，每个利益团体都在追求“成功”，大家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合谋了一个令所有人满意的喜剧，而没人在乎这喜剧是多么令人恶心。